南方周末:一起中学生上访事件的透视  教育

南方周末:一起中学生上访事件的透视 教育

时间:2020-01-09 05:29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徐准,18岁,河北省任丘市华北石油一中高三(9)班学生;   高江,18岁,河北省任丘市立德中学高三美术班学生;   王冠玉,18岁,高江同班同学;董永娜,18岁,高江同班同学。4名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在2003年10月的最后一天,坐到了任丘市人民法院的原告席上。他们是这桩“民告官”案子的主角:起诉华北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要求法院撤销该局对他们4人作出的治安处罚决定。   没有律师,又是第一次上庭,4个孩子显得手忙脚乱。不仅没带起诉书,还多次因抢话被喝止。而正襟危坐于对面的被告———代表渤海分局出庭的两位法制科民警,却显得训练有素,一次次问话,孩子们张口结舌。   尽管没当庭宣判,但庭上双方的气势高下立判。   “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徐准说。   4个孩子,对着在场的多家媒体,眼泪刷刷直流。    “聚众上访事件”   时间要追溯到5个月前。   5月20日,任丘市华北石油一中高三(9)班的学生们正静悄悄地上自习,美术老师任潜的一番话打破了平静:“校长指示,非典复课后上课时间有限制,从今天起,美术、体育、竞赛等一切活动课都暂停。”   包括徐准在内的十来个美术专业考生立即站起来反对:“我们是专业考生,美术是专业课而不是活动课,停上不是等于没给我们复课吗!”   据渤海分局后来的笔录记载,闷闷不乐的徐准当天给另一名美术指导老师于永昌打了电话。于永昌说,他们马上要升入高三,离专业考试只有7个月时间,美术课非但不能停,还应该增加。他让徐准通知由美术生组成的“小百花干事会”的几名主要成员,第二天召开会议,讨论停课和专业最后冲刺等相关事宜。   第二天的会议内容,成为原被告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   华北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认为,于永昌在会上“唆使”干事会成员聚众上访,并为他们拟订上访提纲。而参加讨论的高江、徐准、王冠玉和董永娜却表示,会议主要是讨论创办干事会内部刊物的事情,后来徐准提到一中停课的事,并说要去华北石油管理局信访办“反映问题”,于老师表示支持,但叮嘱他们“人不要去得太多”。至于上访的情况反映信,“是大家讨论后由高江拟订的”。   就这样,5月22日下午5时左右,徐准带领班上6名美术生,和高江带领的17名立德中学同学一道,放学后骑车到了华北石油管理局信访办。没料到,这次上访活动引来了轩然大波。   “我们到了信访办,原计划由我和高江进去递材料,其他在门外等。这时信访办的一个工作人员让大家都进去,说站在门口影响不好,于是我们二十几个人就进去了。没想到他们马上锁了铁门,指责我们越级上访,还强迫给我们每个人量体温,不准离开,最后是学校来人把我们接走的。”徐准回忆说。    事情并没有结束。   5月23日上午10时左右,正在上课的徐准被老师叫了出去。“当时我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我因‘非典期间聚众上访’被警方传唤了。”徐准说。   参与上访的一中其他6名美术生,以及立德中学的18名学生,先后被警方传唤。   次日,警方以“组织学生上访”宣布对于永昌实施15日治安拘留。之后,又以其是“小百花干事会组织者”,“而小百花干事会是非法组织”的名义,对其再处以15日拘留。   而高江和徐准,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认为他们“违反防非典有关规定,扰乱华北石油管理局防非典期间正常工作秩序”,处以200元治安罚款;董永娜和王冠玉,则予以“治安警告”处罚。    冲突缘起   一起简单的学生上访活动,如何演变为警方出面的重大治安事件?记者多方调查后了解到,这背后有种种曲折复杂的经过。   恰如一位知情人所称:“这是于永昌及美术生,与校方长久以来矛盾的总爆发”。   于永昌,华北石油一中高级美术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由于其教学有方,所带的学生绝大多数能进入高校,在当地拥有较高声望。1998年,于永昌在校长张宏忠和石油管理局领导的支持下,发挥一中的美术优势,启动“小百花工程”,即5年内使100名美术特长生升入大学,到2010年,“再使100名美术生进入国内外知名大学”的计划。   “按照规划,一中从1999年开始专门招收美术特长生,截至第四年,就送走了140名学生。”于永昌老师说,“小百花工程”使华油一中红极一时,不少望子成龙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美术班来,“‘小百花干事会’,就是这些学习美术的孩子自发成立的自律性学生组织。”   然而,2001年下半年,老校长张宏忠调离,原华北石油三中校长刘贵调任一中校长,矛盾出现了。   “刘贵想把他原三中的美术老师调过来,取代我的位置。”于永昌说,矛盾就始于此。   刘贵对二人矛盾的起因另有一番说法。他告诉记者,他与于永昌发生不合,缘起他阻止于永昌在课外办美术补习班。   自刘贵上任后,不仅于永昌与校方矛盾重重,近百名美术生也开始了与校方的争端。   记者手中一份于2001年10月11日写给华北石油管理局领导,有刘影丽、高江等92名学生签名的材料称,高中3个年级的美术生晚上补课,因天下大雨将自行车停在画室楼道里,结果被学校的保安剪断车锁,收走自行车。事后学校“在局有关部门的过问下还了车”,但遭到保安“杀气腾腾的威胁”。   主管后勤的副校长战伟根断然否定“剪车锁事件”是校方授意:“我们跟美术生有什么仇?学校规定自行车必须停在车棚里,美术生老是违反规定,保安才采取的行动。”   他还举例说,于永昌和美术生曾向上级反映校方断画室的水和电,实际情况是学校搞基建临时断水断电,“整片教学楼都如此,并非只对他们,好多问题上他们太过敏。”    矛盾升级   如果说剪车锁、断水断电只是双方冲突的开始,那么,次年春学校宣布解散美术班,则使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2002年2月14日,学校突然召开2001级美术生家长会,表示由于高考科目调整,从下半年开始,美术生不再独立成班,美术专业课时间也相应减少。   “当时我对学校作出这样的决定非常吃惊。因为美术生是特招进来的,一开始就向家长许诺单独成班。他们解散美术班,既没征得家长同意,也没征求我这个艺术教研组组长的意见。”于永昌说。   一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孙金锁解释了学校此举的理由:“根据教育部规定,从2001级开始,艺术类考生由原来考语文、政治、外语3门,变为和文科生一样的6门。而我校该年级艺术班不仅有美术生,还有音乐和体育生,他们有的要学理科课程,就不能和美术生一起上文化课了。剩下的美术生人数不足以成班,归入文化课相同的文科班没有什么不妥。再则,由于文化课目增加,当然要减少美术专业课的时间。”   然而,这样的理由并没有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他们以学校故意撕毁入校时教学合同为由,开始到教培中心和石油管理局上访。高江等几名学生,还以“小百花干事会”的名义,给教培中心领导写了一封“意见信”,要求调走“不懂美术教育”的孙校长。   “可惜,我们一切努力都不起作用。”一位家长说,学校不顾众多学生和家长的意愿,“执意在当年的8月解散了美术班”。   而在这之前的2002年5月,于永昌在没与一中、教培中心商量的情况下,与华北石油管理局直管的一所私立学校———立德中学达成协议,到该中学担任业余美术指导老师。立德中学并据此在《华北石油报》上发布广告,称于老师“和小百花将移户立德”。家长们说,他们无奈之下,只得将孩子转到立德就读。据悉,一中2001级30多名美术生中,只剩下徐准等8名学生没有转学。    谁是受害者?   现在立德美术班学习的李晓霞说,“5·22事件”发生后,于永昌老师先被拘留后被“非典隔离”,使得立德的学生已经5个多月没正常上过课。而她本人因为是“小百花干事会”的财务干事,多次被警方传唤,“警察还到我家,拿走了干事会的钱和账本”。   立德中学周书记向本报记者表示,自从学生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后,于老师就“抱病”,很少来学校上课。   “学校曾打算重新给美术生们请位老师,但学生和家长坚持要于老师教。我们也觉得于老师不错,也就没再请,等着教培中心解决问题后再说,美术课就这样被耽搁了。”周书记说。   高江告诉记者,本来按照高三的安排,他们周一至周五下午都应该上专业课,但因为没老师,几十名同学都“放了羊”,整天满大街乱逛。   “明年1月份就开始专业考试了,我们真是很着急啊。”高江说,他和董永娜、王冠玉、徐准的心理压力更大,因为背着公安局的处罚,很可能影响到高考,“也许一辈子的前途都毁了”。   面对矛盾越来越深的状况,华北石油管理局教培中心主任孟振邦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也希望调停矛盾,“但于老师不配合,称有病不能上课,晚上自己的补习班却照上不误。”   渤海公安分局在法庭答辩时也称,“小百花干事会”不仅多次到华北石油管理局和教培中心上访,干事长高江还带领同学先后3次去北京,到教育部、公安部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多个部门上访。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诸如“中央纪委信访办”、“河北省纪委”等部门的电话号码。   “孩子怎么可能懂这么多?这都是于永昌幕后指使的。小小年纪,大量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可见,真正不关心学生的是于永昌,把学生当枪使。”教培中心办公室主任张保平说。   对这样的指责,家长们表示,他们也不希望孩子们成天去上访,但这是“不得不为的事情”。美术生李涛的家长李立明说,就家长来讲,唯一心愿是希望老师好好教,孩子好好学,将来能上个好大学。   “学校和于老师发生矛盾,美术生被卷进去,而作为上级机关的教培中心和管理局,一年多来没认真研究和解决过问题,致使学生们不得不一再上访。”李立明说。    规则缺失与社会成本   一位任课老师与校长的办班纠葛,为何演化到这个地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精明分析说,由此案可以看出,缺乏一个中立的调停方,是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   “其实,于老师和校长的矛盾只是小问题,如果有一个中立的调停者,让双方利益得到平衡,问题就解决了。”刘精明说,然而负有调停责任的管理机关因为与下级管理者天然的“血亲联盟”,处理问题时往往带有偏向性,矛盾久拖不决,自然升级,“民间诸多上访事件,大多是这种‘调停安全阀’失灵所致。”   “中国社会内耗很大。一些小问题,由于解决渠道不畅,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情相当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将其原因归结为“规则体系缺乏带来高额社会成本”。   假设于永昌老师按校规不课外兼职,假设校方按规则处理与老师学生的矛盾,假设上级管理部门按规定及时解决问题,假设信访部门按信访条例听取意见缓和矛盾,后来如老师学生无法正常上课,校方名誉受损,老师学生被行政处罚,警方面临诉讼等诸多事件都不会发生。   “规则缺失,各方俱败。”景天魁说。   目前,于永昌和4名中学生不服渤海公安分局处罚决定而与分局对簿公堂的案子均尚无最后结果。几方都表示,如果败诉,将提起上诉。   看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还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