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七梦·实录|追寻复旦村庄的往事 市政厅

杨浦七梦·实录|追寻复旦村庄的往事 市政厅

时间:2020-01-09 05:29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张业新: 幸亏是你请。要是我请,我讲不清楚,他肯定不来。 邵京: 昨天我就说,黄毅你先同李老师去邀请,你一定要说,这个事情多少重要。接下来我一定要打个电话说。 我拨通以后,滔滔不绝地向李老师介绍我。李老师说,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李北宏么?我突然想,李北宏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但要和记忆对起来。我马上想到,是第一宿舍右手边;我又想到她妈妈,想到李老师是什么样。 后来他说,发一张照片。我一看,跟我的记忆非常吻合。那是1970年代,我们住在第一宿舍的时候。

40年前,复旦大学第三教学楼。陈小鹰 图 我是复旦新闻学院的邵京,在新闻学院工作时间比较长。说起来也很有故事。当时要高考,家里突然遇到一个新情况。我当时在上海郊区插队,插队以后,抽上来在当地小学、中学工作,是农村的民办中学教师。但户口没有动。除了高考之外,我还有一个选择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入复旦。当时有一个指标,要消灭农村户口。复旦大学教职员工接到通知,好像还有两个教职员工没有解决问题。 那时1979年,我父亲已经平反了。家里也希望有一个人回到身边,照顾父母,另外希望复旦有人来接班。我母亲是在新闻系做行政工作。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放弃高考,来顶替我妈妈。到现在,呆在新闻系40年。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还没离开岗位,前面做办公室工作,后面开始做培训,最近三年开始回头做校友联络工作。 今年是复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最近特别忙。我们11月2日在正大体育馆举办约有3000多人参与的院庆大会。我要负责一千多位系友的联系,我们找到的最老的系友是1947年的,一直到2016年刚毕业的系友,大家要返校。这个联络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我本来跟潘老师说,今天可能来不了。昨天在办公室又加班。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进博会调休,原来定的11月2号大会,面临要重新决定。昨天征求了很多系友意见,看起来不大可能改变。上海一些系友可能受影响,因为2号正常上班,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涉及进博会预演。我们估计,可能有四五百个上海的系友没法参加院庆大会。 我估计,还要维持原来院庆的时间。因为各地甚至国外的系友,飞机票都订好了,上海住宿都安排好了。而且,11月2号整天有活动,除了院庆大会,还有王中铜像揭幕仪式。王中女儿今天出发了。 我今天本来应该到医院值班。谢谢李老师刚才那么提到我的父亲。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不提。父母亲很早以前跟我们子女说,父母亲的过去是父母亲的,不说好坏,所有子女都以自己努力争取收获。所以,我们很少会有一个场合讲到我的父亲或母亲什么样。今天李老师说起来这个,我也很感动。 我父亲是41级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当时作为东北抗日青年,穿着草鞋,非常艰难地走到重庆北碚读书。读书期间遇到望道老(陈望道)。望道老是系主任,我爸爸是非常激情的一个青年,长途跋涉,放弃了原来的环境和条件。到了那里,受到非常震撼的、改变人生的影响,在重庆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复旦新闻的活动,是一个蛮积极的学生会干部。 1945年毕业之后,我父亲留在重庆。当时国共两党内战,他参加了很多报道工作。因为当时受到国民党追踪,我父亲得到指示,1946年初,悄悄离开那里,回到家里接我母亲到解放区。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分别了八年。 这样,我父亲解放前就在解放区工作。后来到了北京。1954年底,从北京的《工人日报》调到复旦大学。 杨浦七梦展览筹备时,展位上的旧书橱,由邵京出借展出。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那两个旧家具,是1955年时,复旦宿舍给教职员工的标配。复旦大学在1950年代条件还是很差的,但对教职员工、学生尽可能安排。每一位的家中都有标配,甚至比我们现在家庭的家具数量都不少。虽然按现在的标准比较简陋,但非常值得纪念。 老先生现在已经101岁了。11年前,他进到护理院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到他百年,家里任何东西不能动。回想1980年代至今,有几次大装修,家里改善了条件,换了衣橱柜子,但原来复旦这几样东西坚决不能动。就为了那几个字,也为了1955年来了之后,复旦给予的记忆。 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是住一幢楼的,46号。能找到北宏,就因为我们是邻居。后面还有很多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跟李老师一起坐聊。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是我哥哥的同学,这个是我妹妹的同学,都是在复旦的村子里。 我父母亲住在复旦的宿舍。复旦老师的条件不断改善,我们从这个宿舍搬到那个宿舍,从那个宿舍又搬到另一个宿舍。当然,房子在扩大。当时的宿舍,一室户、两室户、三室户的概念,和现在没法比。一室户三十几平方,还有大一室半,还有两室户,45平方是两室户,三室户是65平方。我们喻衡教授住的三室户,小厨房大概只有1.5个平方。 我后来到了复旦工作,也是第八宿舍。先住集体宿舍,再住单身职工的第八宿舍,结婚分到第七宿舍一室户,后来又搬到第二宿舍。我觉得,复旦的一半宿舍我都住过。 张业新: 你妹妹还住过国定路那个宿舍。 邵京: 是的,学生宿舍。 我在做校友联络工作,潘霁老师非常热心。潘霁老师虽然到学院时间不长,但毕竟在我们这读的博士,然后回到新闻学院工作。我觉得他研究的氛围做得比较好。 他经常向我打听一些系友的情况。他突然间讲到这个事,我说好啊,复旦宿舍有很多人,熟悉的、能写文章的人很多。正好一篇你的(指张业新)文章出来了。还有张国伟先生,之前他有一些文章。我立刻介绍了这两位。潘老师说好好好,由此讲起来,搞这么一个展览。后来我就说,他本来想跟您(指张业新)借书橱。 张业新: 对的。但我那儿东西堆得太多。 邵京: 家里钥匙不在我手上。我说,帮你想办法看看。潘老师真是不得了,他就盯着,跑了没有,行了没有,能看没有,就连着盯着我。直到国庆节,我拿到这个钥匙——因为我弟弟邵杭带到广州去了,我就叫他快递寄过来,先去看一看,果然还有这两个凳子。 这个房间十多年没人住,很多东西都清理掉了,就带有复旦标记的、编号的这两个凳子还在。包括桌子也是。很遗憾,桌面已经爆皮了,贴了一层膜,旁边复旦转让的字样没有了。 我就说,书橱的故事可以写一写。我记得,当时去搬,因为已经在复旦工作了,还借了个黄鱼车。去的时候还剩两个橱,我们在两个橱里,再挑的这一个。因为先到先拿。去的人总是有个心理,要拉一下玻璃。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木工房做得蛮粗糙的,但那个木料选择还是蛮好的。它特别重,虽然不是红木,你去搬搬看,一个人还拖不动。 凳子腿上有复旦印记。施佳宇 图 张业新: 那时木工房在相辉堂后面。后面原来是一条河,河的拐弯角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碰到谢希德校长,她也在那里买这个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去弄的。后来,木工房不光做这个橱,还做顶橱、顶柜。我又买了两个顶柜。 邵京: 说到这个橱,那时我还是蛮骄傲的。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买橱不是每个人都能买的。另外还要排队。有的院系是抽签,抓阄。 张业新: 我怎么能买两个? 邵京: 可能学校某个人让给你家的。从我们家来说,真的就是父亲那里拿这个橱。我在新闻系那时还没资格。每一个系里,每一位老师拿着这张票子的时候,都是很兴奋的。 邵京家中的老书橱,背后有粉笔字。施佳宇 图 我就想到橱后面那个字。化学系这个老师可能先看了,没有把它搬走。我们还说,上面写着字,是不是人家留着的?他说,这个不是,两个当中你可以搬走一个。学校印的券,我还有很有印象,刻了版,是油印的票子。 这次潘霁老师叫我来,我是思想没准备的。因为我一直没答应潘老师。我想,这两天挺忙。20号我已经排了时间,上午下午都有事情。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到澎湃报道出来,有我的大名,就必须要来。我立刻跟潘老师说,我还要立功,赶快去联系重量级的嘉宾、最有发言权的李老师。 李老师说自己记性好。我觉得他是善于观察,而且还有研究,另外,对复旦村庄里的人有感情。 从小是复旦子弟,也是蛮自豪的事。我们这边的人出去说话,经常被人问,你是部队大院的,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我们上海话说不好,而且被说洋泾浜。我们说的这一句话中,个别字音是上海话,但大部分是普通话。我们出去以后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李凌燕: 具有身份识别性。 邵京: 爸爸是部队的?还是高校老师啊?会知道可能是高校,一般中学老师还不这么说。 张业新: 复旦普通话跟周边的,比如说二军大的普通话不一样。复旦的老一辈老师上课讲的那个话,好像跟我们口音差不多。复旦普通话里还带一点苏北口音。复旦附中79届同学的微信群,起个名字叫“好不啦”。 邵京: 潘老师做这个事,我只是尽可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提供一些人,提供一些物。我自己真没想参与,因为我觉得最近事情真的比较多。然后昨天看了这篇东西出来,我立刻觉得不行,赶着我要来做。 非常感谢李北宏老师。我一直在跟黄毅说,旅游能不能晚一点,晚一天也好。我说,你不去那怎么办?他是我邻居,我们复旦第六宿舍108号。我们家住第三排到底,是54号。最近这一排的子弟还有聚会。 我觉得,复旦子弟真有一点念过去的故事。现在我们大家都讲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复旦村庄的故事真的值得讲,每一位老师,每一座房子。 张业新: 每一个人的经历和角度不一样,讲出来都不一样。 忆梦 李北宏: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所谓复旦的梦,教育梦。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兴趣。不知下一步怎么搞。时间好像不是很长。 邵京: 我觉得,不在于时间长短,只要在做,就有传播,我们讲了,后面就有人知道。如果我们不做、不讲,知道的人会更少。随着时间,可能真的会淡忘。 尤其是,各行各业发展这么快。不能忘记昨天,对过去的很多东西,应该在昨天的基础上,更好地总结。 我们学院在做九十周年庆。我们想的是,对前面九十年的总结,才使得我们今天要来庆祝,要为明天做得更好。潘霁老师这么一说,我说我也加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赶来。感谢我们同学和老师。 朱云依: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到来。刚刚提到复旦子弟,包括复旦人,出去可能有一种身份标识。现在大家出去实习,有时遇到一些人,觉得很亲切,想要不问一下是不是复旦人,最后发现果然是。 但我们有时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和情结。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觉得复旦或杨浦的教育空间是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在这块地方的人有怎样的精神特质? 复旦大学光华楼上,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李北宏: 这个题目比较大。就整个杨浦区而言,教育机构确实比较多。有上海体院,原来有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有财经学院,有二军大,还有水产学院,水产学院也是复旦出去的。原来复旦大学生物系有海洋组。 张业新: 还有建材学院。 李北宏: 复旦大学清华出身的不多。我父亲当时是清华毕业后,考进清华研究院,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研究院肄业,读不下去,到大后方办清华中学,再到西南联大当助教,然后到大夏大学,解放以后是华东师大。到大夏大学当副教授,然后大夏大学到复旦,这样由复旦回上海。是这么一段经历。 复旦大学的文化,和杨浦区其他高校完全不一样。杨浦区的文化特质,很难用一句话表达。但复旦大学的文化特质是鹤立鸡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点,复旦大学是千锤百炼。这跟办学渊源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 复旦是1905年马相伯创办的。马相伯原来是震旦学院的老师,和法国教会有矛盾,就出来了,在李家祠堂——李鸿章的祠堂,现在的华山路复旦中学——办了复旦公学。这时,复旦走上了民办教学的道路,一路坎坷艰辛。 1942年,国民政府希望改国立,教授大部分不愿意,私立学校自由啊。复旦大学的校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政治上来搞,教育行政部门来搞,都避而远之。但1942年那时撑不下去,同意改国立,改公办了。 我今天带了复旦大学1943年校徽。有这个校徽的人太少。这个校徽后面有编号。 邵京: 以前的校徽都有编号的。 李北宏特地带来1943年的复旦校徽。 李北宏: 复旦大学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铸就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化。2018年2月10号,我们办复旦子弟大团圆。叫了450人。发起人是我和严捷。 严捷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名教授严北溟的儿子。严北溟很厉害的,自学成才,没念过大学,但学问有口皆碑。复旦网罗人才,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学位学历。他住在筑庄,也就是以后的第五宿舍,24号、25号,两套房子。 严捷和我合办,我们就请了450个人进来。这个应该讲是不容易的。 其他院校也搞过子弟大团圆。二军大历史也不短,解放前叫国防医学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体院历史也不短,解放前叫东亚体专。东亚体专很厉害,里面的教授多数是美国留学生。我们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我请体院的副院长的儿子来参加,也请了二军大的教授的儿子,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宗霖。他们看了以后说,这个事情只有你们复旦子弟能够做,别人做不出来的。 这次活动,年长的是1937年的,小的要算我们组委会的孙雯,八几届的,最年轻的。跨度非常大,1930年代的人都颤颤巍巍,80多岁了。 复旦大学有这个凝聚力,什么道理,就是四庄四村。这么多年的积淀,主要是四个庄,四个村!德庄、筑庄、淞庄、渝庄、庐山村、徐汇村、中心村、嘉陵村。这个房子,是当年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在国民政府地产委员会做事,把日本人的房子收下来给了复旦。复旦近水楼台。有了八个居住点,复旦的人就聚在一起了。 复旦村庄,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复旦大学的文化,之所以能一路传承,和相对居住集中是有关系的。 还有,复旦大学在北碚时,就有复旦新村。我们家当时分到什么房子呢?茅草顶,那个墙是竹片的。 邵京: 现在还有。我最近刚刚去过,还有一点老建筑。 李北宏: 我前几年去过。当时复旦的人就住在一起。 而且,当时有小学,小学是谁办的?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办的——邵力子,复旦创办人之一。当时叫复旦小学。傅学文他们办了复旦小学,一路也内迁过来了。 这些人全部说四川话。我小时候说四川话。说四川话的人,都是教授子弟和讲师助教子弟,接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我是一口四川话,到现在也是四川话。2018年2月10号,复旦子弟大团圆,我们老的都讲四川话,一定是四川话,都录像录下来的。 比我小的一届,还讲四川话。严捷也讲四川话,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生,后来到美国去了,现在经常回大陆。老的一帮人,用语言来凝聚人心。我父母都不是四川人,四川待了半年,一口四川话,都讲四川话。 张业新: 1966年,汪啸林(原名汪小零)不是搬到第六宿舍了吗?他讲四川话,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就说你们第一第二第五的人说四川话,还有第四宿舍。 李北宏: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把文化凝聚在一起。 另外,复旦大学有腾飞小学,就是以后的国权路小学。李登辉的字是腾飞,所以叫腾飞小学。腾飞的学生都是复旦子弟,还有附近少量的居民。复旦子弟的情谊不是一代两代的,是80年一路传承下来,从复旦大学1937年内迁后到现在。友谊从长辈开始,延绵不断,所以是很深厚的。 他们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我也是复旦幼儿园,复旦幼儿园进复旦小学。我是复旦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1958年。 原来,复旦子弟是进国权路小学的——后来腾飞小学改名国权路小学,交给地方了。所以复旦子弟读书成问题了,当时高生育率嘛。1950年代,办了复旦小学。复旦小学谁办的呢?谈家桢的太太傅曼芸。傅曼芸后来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傅曼芸一起办的还有谁呢?中文系二级教授蒋天枢的太太刘青莲。蒋天枢是谁呢? 梁捷: 陈寅恪的学生。 李北宏: 小梁厉害的,你可以写文章。陈寅恪的学生。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姓国,满族,贵族,长得很漂亮,教我们音乐。这些人创办了复旦子弟小学。 张业新: 我们上小学已经不是这几个人了。 李北宏: 不在了,都退出了。我们是1958年进去的,当时是复旦民办小学,后来改为公办小学。复旦小学一直是复旦大学掌握的。 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到复旦大学参加校庆,也到了复旦小学。2008年,复旦小学校长黄琪告诉我,复旦小学是上海唯一一所大学直管的学校,交大已经交给地方了。 现在复旦小学又厉害了。2018年2月,在徐汇区把宛平中学收购了,改成复旦大学第三附属学校。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上课的师生,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邵京: 不是复旦有钱,是各个区支持。包括杨浦,支持了新江湾校区的建设。 李北宏: 复旦二附中,校徽是复旦大学的。同济附中、鞍山中学,和同济没有关系,是杨浦区管的。复旦小学编制是复旦的,都不一样的。 李凌燕: 所以复旦还是很好。 李北宏: 其实同济是不错的。同济比复旦要先国立。同济么,宝隆办的,1927年改为国立。复旦是1942年改为国立。 历史最老是交大。交大有两条脉,一条是上海,南洋公学;还有一条是唐山,北洋工业高等学校。复旦是一条脉,同济也是一条脉,都是上海。 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住在一个小区,处在同一个环境里。这种文化是一种次生态文化,外面不大有,是由很多条件构成的——按我的理解,同济大学没有这种文化。同济大学尽管有同济新村,不相干的,也没有这么多人。 复旦大学八个村庄。二军大也有很多村庄,但那是部队文化。体院有体院新村,也不搭界。只有复旦大学最紧密。所以,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我们请了海内外450个人到场,一呼百应。 当然,我们筹备了一年。包括这本书,从征稿到组稿到编辑,每篇文章我都改过,花的精力不得了。小张就是我发现的。 张业新: 我本来不会写。 复旦村庄故事集影印本,由校友文章汇编而成,李北宏、严捷编。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李北宏: 他不会写文章,但他喜欢写。我经常不断跟他交流,所以他现在蛮会写的。但问题是什么,就是一般的描述。我们希望,看问题要深入点,要有点思考。写东西就写一个面,不要开口子,不要搞得太大。搞大了就收不住,而且人家也不大喜欢看。 我看到,你们这个主题,有三个方面。“高校集中的杨浦在商品化大潮中经历的变迁,以及对应空间变化;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并立体呈现杨浦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蛮大的。而且,和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有点背离。 确确实实,这些题目蛮难做的。我个人感觉比较虚。又是变迁,又是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交往。你改变得了吗?又是立体呈现杨浦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联,这有点居高临下。 这些题目倒是不错的。要去忽悠干部,是可以的。但要做到实实在在,蛮难做的。我这个人很实在的。 但我觉得,你们教育还是可以做的。你们有最大的优势,年纪轻,没有保守。我们年纪大了,肯定是保守。但你们的缺点是,和复旦大学渊源不够。像小梁,有点渊源了。 这些语言,都是传播学的语言,我发现。而且语言比较欧化。潘霁是南卡博士。其实,讲得宽泛点,新闻也就是communication。 比方讲,里面有,“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促成不同视角之间围绕教育空间的变迁、沟通、对话,生产并向公众传递杨浦教育空间的地方知识,以教育空间聚集的历史个人叙事,滋养目前生活在此的居民,推动空间意义上的生产。”相当欧化。 滋养这种词,作为我们来讲,一般没有这个义务,也比较居高临下,就一般不大好讲——你滋养人家干什么,是吧?叫人家“感受到”,这比较客气点,对吧? 李凌燕: 这段录下来发给他(指未到场的潘霁)。 复旦大学本部宿舍,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王昀: 确实是,我自己在编辑的时候,跟您有同样的感觉。但出于尊重他,保留了他对自己这个主题的阐述。 李北宏: 我呢,是复旦风格,有话就说。我的起点比较高,大学毕业,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分在市教委。但以后永远没爬上去,我不会爬的。我就是写文章!这个最自由。 邵京: 李老师的说话风格,我们觉得,在复旦比较带有普遍性,比较直。 张业新: 复旦人都是这样的,都直。不直,哪来那么多右派? 李北宏: 在座的父亲都是右派。我父亲是躲过一劫。 邵京: 知识分子就是执着呀。 李北宏: 复旦大学一个大教授,孙大雨。孙大雨绝对有学问,长我父亲十岁,清华。人家问他,中国研究莎士比亚还有专家吗?除了你。他说有的,我孙大雨一个,另外还有半个,加起来是一个半。他就这么狂妄,就厉害。 孙大雨1957年举报16个教授是反革命,我父亲是一个。16个教授,包括苏步青、陈望道、曹亨闻。因为他当时被人家整了。他说,你们说我反革命,我说你们是反革命,我是最革命的。 孙大雨1949年前是大教联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是四个干事之一——这个会没有主席的。孙大雨当时被国民党通缉。但他刺头,蒋介石他要骂,共产党他要批评。1949年以后,给他坐冷板凳,他不服气。1957年百花齐放嘛,提意见,提了就被整。当时,复旦大学怕他自杀,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学长,清华大我父亲八级,复旦党委请他到我们家住了三晚。我父亲还是比较尊重他的,太优秀了。 孙大雨桀骜不驯,当时中央不给他平反的。全国99%都平反了,有五个教授没平反。 我父亲是工改(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我写过一篇文章,有关复旦工改的情况,今年2月在《世纪杂志》发表的。我根据我父亲回忆的,清清楚楚。我父亲是工改委员会教授代表,而且是年轻教授代表。1956年评教授,我父亲是四个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评一级教授的,除了卢鹤绂和我父亲同年,其余都大我父亲15岁以上。 当时1956年评职称,生物系八仙过海,都评不上一级。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也不要评一级,没有一个人比你软。所以就八仙过海,八个二级。 但有一个人很可惜,应该评一级的。吴定良,人类学家,1949年前是国民政府的院士。当时中国只有81个院士,复旦就两个,他和苏步青。但他也只有二级。而且复旦大学1954年取消人类学系,认为是伪科学。相当可惜。 梁捷: 这两年重建了。